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秘密交通是一条特殊的战线，它所担负的主要任务是传递党的各级组织之间互相来往的文件、运送特别物资和经费及护送党的干部等。1930年至1934年，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到中央苏区瑞金的中央红色交通线，不仅完成了传送文件信息，传递大量中央和地方文件、情报资料，运送苏区急需的物资和经费，还安全掩护领导干部和优秀人才转移到中央苏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央红色交通线的建立
党内的秘密交通工作，最早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初步建立。1925年初，党中央在组织部内设交通处，配备了交通干事，这是党内第一个秘密交通机构，1926年，改归新成立的中央秘书处领导，称交通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在中央秘书处内设置内埠交通科（又称内部交通科，简称内交科）和外埠交通科（又称外部交通科，简称外交科）。后来，党的八七会议决定要逐步建立全国性的秘密交通网，到1928年底，党内交通部门初步建立起全国交通网。主要线路有3条：一是北方线，从上海通往天津和北平（北京旧称）；二是南方线，从上海至广州；三是长江线，从上海至汉口。
与此同时，中央苏区革命发展迅速。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今后工作任务：“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共六大后，中国各地革命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全国出现多个以工农武装割据为主要特征的红色苏维埃区域。闽西、赣南苏区是当时全国面积最大的一个连片苏区，联合组成中央苏区。
随着中央苏区革命斗争的蓬勃开展，苏区红军与中央、红军与红军、红军与地方党组织、此省与彼省等相互之间的联系问题日趋突出，很多新发生的情况无法进行沟通，中间因为沟通不畅，发生过许多延误。比如，1929年2月由福建省委转来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史称“二月来信”），经过3个多月，经历重重困难，才得以到达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手中。中央苏区的革命发展十分迅速，但上海中共中央和闽粤赣中央苏区之间因通信交通不畅的制约和国民党严密的封锁，导致上海中共中央和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的中央苏区无法互相及时了解革命情况，影响中央苏区及时作出正确指示。所以，建立一条红色交通线迫在眉睫。
1929年12月22日，远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给闽、粤、赣及朱毛红军、闽西红军发出《中共中央给福建省委并转军委的信——关于扩大红军问题》，作“单独的指示”，指出“中央认为必须与闽西红军、朱毛红军共同设立一独立的交通网，这一交通网，可以解决红军与江西或广东的联系问题，可以解决你们与红军及红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并对设立这一交通网作出原则性要求：“第一要尽力发动各地方党部建立起赤色群众组织，使广大群众都能帮助或掩护这一工作。第二要找到各地有职业的同志专门担负这一工作，其职业以足以便于这一工作为原则（如闽西如条丝烟纸业等小商人，能利用邮差更好）。第三要在厦门设总交通处，在漳州、龙岩、上杭、永定、武平、长汀、连城以及其他必要地方设分交通处，用秘密的递步哨方法转传信件。第四要规定各种秘密传递法、装置法、药水写洗法、交通口供等计划。这些只供给你们的原则，详细办法你们更需要具体的计划与红军和各地党部会同设立起来。但这一定是独立的工作系统，不能与各地组织混乱。第五中央将另派一特派联络员专到福建会同你们与朱毛红军、闽西红军取得联络。”并且强调：“希望你们对这一指导信，加以充分地了解与执行，并要详细规定执行的计划立即工作起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龙岩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1》，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根据中央指示，1930年春，中共闽西特委在龙岩城水门成立交通站，特委辖区内各县建立分支机构，称机要交通网。1930年6月，红四军第三次入闽以后，为与上海中共中央直接联系，前委书记毛泽东和福建省委指定委派中共闽西特委委员卢肇西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汇报朱毛红军与赣南、闽西根据地发展与建设等情况，报告毛泽东等领导人急需建立由上海通往闽西、赣南交通线的意见，意见得到周恩来的支持。此前，广东省委的李沛群到达上海，已经跟党中央交通部门商定分别在香港、闽西建立交通大站等问题。1930年7月，在周恩来的直接主持下，中共中央军委交通总站成立。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在上海和苏区之间尽快建立通讯联络机构和苏区建立坚强的军事政治领导是必要的”。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反“围剿”，中共中央迅速成立由周恩来、吴德峰等组成的五人委员会。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指出，“交通问题特别是苏区与敌人统治区域的来往，中央苏区与其他苏区的关系必须尽可能的与尽最大速度的将它们打通，这首先便需要交通站在整个苏区与苏区附近的敌人统治的交通要道上完全建立起来。要使苏区的交通网与我们在敌人统治区域的军事交通网能完全衔接起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六）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并专门制订“交通网之建立计划”。此时，正值国民党军队即将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
1930年11月，军委交通站改为直属中央政治局，又为交通局，由周恩来、向忠发（后叛变）、李立三、余泽鸿和吴德峰组成委员会，吴德峰任交通局局长，陈刚任副局长，将中央外交科归并交通局，局以下分设大站、中站、小站，主要任务是打通苏区的交通线，布置严密的全国交通网。
交通局成立后，从各省调来强有力的干部，集中3个月时间，打通了各地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线，北方、长江、南方3条交通站线正式建立。其中，北方线分为3条支线：上海—郑州—驻马店—鄂豫皖苏区；上海—河南—陕西省委；上海—北平，与河北省委联系。长江线分为3条支线：上海—合肥—六安—鄂豫皖苏区；上海乘轮船—武汉—株洲，进入湘赣苏区；上海—重庆—成都，与四川省委联系。南方线也称华南线，分为4条支线：上海—香港—南雄—江西；上海—香港—汕头—黄岗—饶和埔—闽西；上海—香港—汕头—潮安—松口—梅县—蕉岭—平远—江西；上海—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虎岗—长汀—瑞金，长达数千里。
后来，南方线前3条线路先后被敌人破坏，只保留最后一条，即史学界通称的“中央红色交通线”。这条交通线初期有水陆两线：水路由上海—香港—汕头，沿韩江乘船经潮州—大埔三河坝，转汀江至茶阳，到青溪虎市汀江航运终点虎头沙，走山路经多宝坑、洋门、党坪、铁坑、伯公墩进入福建永定桃坑，经上杭、长汀到江西瑞金；陆路由上海—香港—汕头，走饶平黄冈到大埔东部苏区的枫朗和村，进入福建永定，经上杭、长汀抵达江西瑞金。
这条长达3000公里的中央红色交通线，从1930年建立到1934年红军长征出发，其间从未发生重大泄密事件，保证了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与瑞金中央苏区之间的上情下达和下情上送，成为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三次大规模护送
中央红色交通线除了传递文件和信息、运送物资，还护送过大批干部到苏区。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转移护送，行动时间相对集中且规模较大的有3次，在这3次护送任务中，中央红色交通线上的交通员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党的中央机关顺利从上海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作出重大贡献，安全护送了一批党中央领导和党、政、军负责同志，其中包括周恩来、刘少奇、瞿秋白、邓小平、董必武、博古、叶剑英等200多人。
第一次护送发生在1931年前后。1930年冬，南方各省在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引下，先后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闽、粤、赣中央苏区连成一片。为适应中央苏区工作需要，进一步发展壮大中央苏区和红军，打破国民党发起的“围剿”，党中央抽调一批中央机关和各地方的政治、军事领导干部到中央苏区加强领导力量，项英、任弼时、邓发等100多人通过中央红色交通线护送前往中央苏区。此时，中国共产党派到苏联学习的和旅欧的留学生几十人陆续回国，党中央也通过中央红色交通线把这些同志护送到中央苏区工作，萧劲光、刘伯承、伍修权等就是在这个时候从莫斯科回国到中央苏区。
第二次护送发生在1931年4月。由于国民党大肆搜捕“清剿”，上海党中央机关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大批干部被及时转移至中央苏区。顾顺章是当时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他负责护送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时，在武汉被国民党捕获，当即叛变。顾顺章对上海党中央机关比较熟悉，他的叛变严重威胁到中央机关的安全，在周恩来机智果断的指挥下，中央机关迅速搬家，有的同志马上隐蔽起来，有的迅速转移，有的撤到中央苏区，如李克农、钱壮飞、吴德峰等。另外，共产国际也指示要派60%原本在白区工作的干部到中央苏区去，因此很多优秀干部陆续转移至中央苏区，其中包括周恩来、邓颖超、刘少奇、邓小平等。
第三次护送发生在1933年1月前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国民党反动派在加紧对革命根据地武装“围剿”的同时，对城市和广大白区人民制造白色恐怖，党的事业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党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而此时，中央苏区刚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外部环境相对稳定安全，正准备进行第四次反“围剿”。因此，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将党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这次经中央红色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有张闻天、陈云、林伯渠、谢觉哉等。1932年底，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博古、陈云转移到中央苏区，次年，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顾问李德也从上海到中央苏区。至此，上海中央机关全部迁移到中央苏区。
除上述3次大规模护送干部到中央苏区，中央红色交通线还担负2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到瑞金的护送及日常性护送任务。此外，兵工厂、制弹厂、造布厂、印刷厂等多批技术工人和大批电讯技术人员及文艺工作者，都通过中央红色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据统计，从1930年到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前，由上海经中央红色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领导干部和一大批电讯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共有260多人，其中有周恩来、叶剑英、项英、任弼时、何叔衡、刘伯承、萧劲光、李富春、李克农、聂荣臻、张爱萍、左权、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李六如、王观澜、杨尚昆、陆定一、伍修权、王首道、翟秋白、祝志澄、王盛荣、欧阳钦、戚元德、陈彭年、吴芝圃、钱之光、毛泽民、钱希均、阮啸仙、吴亮平、蔡畅、邓颖超、邓小平、刘少奇、张闻天、李维汉、李德等。
通过中央红色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这些选派干部精英，对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事建设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例如，开国上将张爱萍于1930年底奉命到中央苏区从事共青团工作，其间，参加多次反“围剿”斗争，担任共青团闽西特委宣传部部长、少共（共青团）中央局秘书长等职，领导闽西苏区军民文化宣传工作。左权于1930年夏进入中央苏区后，先后任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闽西分校）教育长、闽西工农革命委员会常委、红军新编第十二军军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钱壮飞于1931年8月进入中央苏区，任红一军团第三军军医处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他多才多艺，参与编导、演出了许多文艺戏剧节目，还设计了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公略亭、博生堡、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等建筑物。
护送路上与敌斗智斗勇
护送转移干部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护送的每一环节都可能受到敌人的干扰和破坏，每一次护送任务都危机四伏，需要交通员快速应变，与敌人斗智斗勇，甚至付出生命。中央交通局副局长陈刚后来回忆时说过：在战场上我们伪装隐蔽，保全自己，是为了战胜敌人。我们地下战场也是一样，不过比地上战场更巧妙就是了，这是斗智。
交通员在选拔之初就要求极为严格，一要党龄较长；二要对敌斗争有一定经验；三要政治坚定，一贯表现好；四要身体健壮。交通员要忠于党的事业，坚强不屈，严守纪律，不怕任何困难；在对敌斗争中胆大心细，勇敢果断，机警灵活，随机应变和善于隐蔽。
出于安全考虑，交通线实行一整套保密方式。交通站点多选择在店铺、茶馆、学校和一些娱乐场所，可以更好地迷惑敌人，完成掩护任务。各线、站只同所在地党委书记一人联系。交通员一般只能单线联系，并不了解全线的情况。交通员要有社会职业作掩护，执行任务时，交通员常用画家、探亲者或商人等身份作掩护，多数以商人身份现身。交通员的生活要社会化、大众化，衣食住行都要起“保护色”的作用，不但外表装得像，还要懂得“行话”，对每个时期的行情要熟悉掌握，能倒背如流。同时，每个交通员都要编好一套能随机应变、可自圆其说的套话，以应对日常社会来往和一切突然发生的事件。
为确保整条交通线的畅通和安全，交通站专门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一是交通员一日走40～70华里（相当于20～35公里），机要文件要昼夜兼程100里（相当于50公里），保证文件命令准时到达；二是在白区，每个省委都要有2个交通员同中央交通局联系，白区的交通员不准泄露任何秘密，不准谈来龙去脉，除直接口头向上下级传达或汇报外，相互之间都不认识，保持单线联系。交通站的专项经费，任何人都不得动用或挪作他用；三是写过的复写纸、印过的蜡纸和有机密文字的纸屑要及时烧掉；四是交通员回站后应向站长报告工作完成情况和敌人动态、群众情况等，作为交通线上斗争的参考资料，为以后改线或选线提供依据。中央红色交通线上的频繁活动，引起了敌特的注意，不断派出侦探特务进行破坏。反侦探反破坏是关乎中央红色交通线生死攸关的问题。
当时递送中央文件的办法，是把文件用密写药水印在字画、手绢的后面或线装书的反面，遇到检查也看不出来。有时把文件用药水写在衬衫上，由交通员穿在身上或藏在热水瓶里，挑担的竹扁担也是装放秘密文件的载体。有的会把黄金塞到鱼的肚子里带走，有的把金条藏在随身带的纸伞杆中或甜瓜瓢中，也有的把黄金熔成金条，藏在裤袋里，把银元捆在手臂上。至于携带无线电零件之类的物资到苏区，往往把这些物资放在饼干盒、罐头或竹制枕头里。中共秘密交通员运送密文密件的形式多种多样、五花八门，正是他们的机智勇敢，才能在危机四伏的交通线上顺利出色地完成一次次的密送，助力党的事业通畅开展。
当时交通员护送干部采用的方法是：上海在派出干部进中央苏区之前，先通过秘密电台通知香港交通站，以香港作为中转站，再视情况行事。干部到了香港如果情况正常，就由交通员带路坐轮船到汕头，乘坐潮汕火车到潮州，再搭韩江轮船到茶阳，而这时候大埔交通站的小船已经在河边隐蔽处等候，一听到汽笛声就立即靠近轮船，迅速把上海来的同志载往青溪，再通过僻静的山地，武装护送到永定，最后经长汀抵达瑞金的中央苏区。一路要穿过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封锁区，危机重重。
在护送转移干部的过程中，曾发生过很多次危机事件。1931年9月，党中央决定将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人先后分批转移至中央苏区。为保障这些同志的安全，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亲自分地区、分段，多次找相关交通站负责人专门研究路线，抽调一批忠实可靠、经验丰富的交通员护送，危险的地方还组织武装交通护送。为确保安全，吴德峰亲自打前站，先行到中央苏区考察落实，确定安全可靠的路线。12月，周恩来从上海出发去汕头，在吴德峰直接领导的汕头绝密交通站的安全护送下，顺利到达中央苏区。
同年，在一次转移行动中，就在周恩来、王首道和黄火青等人分批从上海坐船去汉口，拟通过一个在汉口码头背后摆小摊的秘密交通点，转往湖南株洲进入中央苏区的时候，吴德峰突然得知武汉出了叛徒，那个秘密交通点已被敌人破坏。而此时周恩来一行已经出发，吴德峰当机立断，精确计算3人的船行时间，分头派人把他们拦截回来，终于化险为夷。
红色交通线是交通员用双脚踩出来，用血汗联结而成。他们跋山涉水、日夜兼程，历尽艰辛，不但要战胜恶水猛兽，而且要机智勇敢地通过敌人的稽查。很多交通员不惜牺牲自己，用生命保护交通线的安全通畅。
1932年，交通员郑启彬在担任大埔站交通员期间，凭着勇敢和机警成功护送唐义贞、赵宝成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安全进入中央苏区。1935年，因叛徒出卖，郑启彬在同天饭店被捕，敌人用尽各种刑具，他拒不投降，被敌人杀害于大埔，年仅27岁。
1932年冬，敌人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中央苏区与外界的联系极为不便，为打破这个困境，时任中央交通局副局长的陈刚派专职交通员熊志华从上海运送电台配件到中央苏区。在汕头升平路南京旅社，他将电台零部件细心地塞进枕头里，包好后搁放至床头，警察、宪兵几次搜查，他都沉着冷静，巧妙地应付过关。到达永定桃坑交通小站后，由于叛徒告密，在永定桃坑发生激烈战斗，交通员李寿科为保住电台器材，让熊志华和站长赖义斋先撤退，自己中弹英勇牺牲。敌人割下他的头颅，挂在县城城门示众。负责给交通站看家做饭的梅芳嫂为了交通员能顺利突围，保住电台，设法引开敌人。半个月后，熊志华转回上海，才知道原来安排与他接头的地下党员老彭、老陈被捕，但两人始终没有暴露党的秘密，确保了自己和绝密交通线的安全。
周恩来曾说过：“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中央红色交通线，水陆并用股票配资配资网站，辗转约3000公里，在1000多个隐秘而激荡的日夜里，护送了200多位党的领导干部、采购运送了6000多担苏区紧缺物资、传递大量中央和地方的文件及情报资料到中央苏区，确保上海党中央与中央苏区、中央苏区与地方苏区的通畅联系，为党的事业、中国革命作出卓越而独特的贡献，成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被誉为“中华苏维埃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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